我人生的前50年，兢兢业业，但也平平淡淡。年出生在云南一个偏远乡村，年轻的时候国家正处于战乱年代。我父母过世很早，对我最好的堂哥和一个弟弟为保家卫国战死沙场，还有两个弟弟因病去世，这对我刺激很大，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，把每一天安排好，就是对人生负责，想多了没有意义。
我在年也当了兵，还当上了一个连的指导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当过区长、老家玉溪地区的人事科长，后来还被打成了右派，接受改造。这些经历让我养成了敢冒险、能吃苦、不急躁的性格，不论在任何岗位上，我都实事求是、真正的做事情。那阵风波结束后，我还当过农场副场长、糖厂厂长，在县城有了点小名气，但也仅限于此。
我人生的转折点，是在51岁的时候。
那是年，我被调任到玉溪卷烟厂，担任厂长。孔子说五十知天命，在知天命的年纪我开始又一次地奋斗，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行业。很多人五十岁就退休了，而我才刚刚开始。我始终认为，只要不放弃自己，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
玉溪卷烟厂是个半死不活的小厂，我的家乡玉溪出产烟叶，但当时的“云烟”质量并不高，中国高端市场上全都是洋烟。当时多数国企干部都选择“躺平”、求稳，用“混”的心态经营企业。但这显然不是我的性格，我选择了冒险、干实事。
中国让洋人欺负了那么多年，如今终于当家作主，却让洋烟比下去了，我也咽不下这口气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洋烟赶出去。既然洋烟好，我就决定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当时万宝路是中国市场上知名度最高的香烟，价格高、销量好，我就一根一根拆开看，结果发现洋烟的烟丝质量确实好，技术也先进，就下定决心去它的产地美国考察。当时出国很难，我经历了千辛万苦，终于得到了出国的机会。万宝路烟丝的产地弗吉尼亚气候适宜、土壤肥沃，后来经过专家调研发现，云南玉溪的气候条件完全不输于弗吉尼亚，这让我坚定了信心。
经过弗吉尼亚的考察，我发现美国烟农人手一本种烟“秘籍”，这本“秘籍”的详细程度让我吃惊，连烟草的种植间距、不同温度下对水的需求量、烟草收费的指数都一一列明。最终我发现，想要生产出好香烟，想要有三个条件：先进的生产设备、优质的原料和富有活力的管理机制。
当时玉溪卷烟厂的设备落后了国外几十年，而且陈旧不堪，于是我克服了很大的困难申请到了经费，整个80年代我们先后从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和荷兰引进了一流的制丝、卷烟、包装和滤嘴成型设备共计89套。
在原料和管理机制的问题上，我大胆开展与烟农合作种植的模式，并首创了把烟厂、烟草公司和专卖店进行“三合一”的管理机制。按照当时的烟草管理制度，烟厂、烟草公司和烟农各自独立，三合一的话就要自己指导种植，生产出香烟后还要自己找销路，提高了风险和经营的难度，但是也可以让烟厂有更大的自主权。
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县长都不敢做出决定。经过多次向县长和省领导请求，我终于顶着无数利益相关方的指责，带着背水一战的决心，不成功就成仁，将制度改革进行到底。厂里出钱给烟农来种植烟草，但烟农要根据厂里的指导手册来种烟，首批多户烟农与厂里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厂里从此把烟田看作“第一车间”，设置质检员严格检验烟农生产的烟叶，不合格的坚决不收。事实证明我赌对了，后来玉溪烟农的烟叶品质几乎达到了世界最佳的水平，上等烟叶的比例达到了36%。
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，厂里还创造性地把工资和产品挂钩、多劳多得，改变了当时集体主义的“吃大锅饭”的工资分配制度。我胆子也比较大，因为当时电力供应不足，我提出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合作修建电站，在项目得到国家批准前我们厂就先拿出30亿把电站建成了，我差点因此被免职查办。当时一切都是从烟厂的效益出发，根本没有考虑自身利益。幸运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，很多领导对于创新性的尝试都很包容，我一度被戴上了“投机倒把”的帽子，这曾经是极大的罪行，最终在邹家华副总理的理解和支持下，挺过了这一关。
不干就算了，要干就干到最好。事实证明，我确实做到了。玉溪卷烟厂在80年代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，逐渐成长为了亚洲第一、世界前列的烟草集团。在年的时候，玉溪卷烟厂向国家缴税85亿元，当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.95亿元，我们一家企业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2%，大概相当于个普通农业县的财政收入。要知道，90年代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成为“万元户”都是奢望。
62岁，我成为“全国十大企业家”之一；66岁，我入选“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”。
这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，各种荣誉接踵而至，我成了烟草行业当之无愧的王者。花甲之年，得偿夙愿，像一株浇灌了60年的铁树，开出了人间最美的花。
后来在鲜花和掌声中，我竟然迷失在自己的欲望里。当时国企在经营方面与市场挂钩，但是领导阶层的薪酬却与贡献不成正比。哪怕我带领卷烟厂每年为国家贡献百亿税收，可我的月工资却只有元。我在退休前想要得到一些经济上面的“补偿”，一念之差最终贪污了万美元。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很快，在年，我因为贪污被检举，女儿和老伴也被关进了监狱。不久后女儿在狱中自杀了，这几乎让我的精神垮掉。
年，我71岁，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
我的人生似乎提前划上了终点。盛极而衰，辉煌的顶点距离深谷原来只有一线之遥，我一生的努力一夜之间清零。
在监狱中，思来想去，我还想再拼一把。赢了一辈子，输在终点算什么事？于是我努力接受改造，争取减刑的机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国家和人民没有放弃犯错之人，在年，我减刑到17年。就在这一年，我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，但也因祸得福，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，被限制在老家玉溪一带活动、养病。
我如释重负，既然上天给了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拼上这把老骨头，赢回应有的尊严，而不是作为一个贪污犯了此一生。
第二年，我74岁，在玉溪承包了亩荒山，开始最后一搏。
因为限制行动范围，我经过考察，发现老家玉溪除了适合种烟，还特别适合种橙子。但是橙子的收获周期比较长，大概六七年才能挂果。很多烟草企业来聘请我，我没有答应，我已经领略过那个行业的顶峰，又在那里跌倒，今后不会再踏足。
种植橙子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我需要时间学习、积累，六七年的时间我想是可以忍耐的，那时候我八十多岁，应该没那么快死。我又一次做好了十年磨一剑的准备，这是我人生最后的机会。
从那天起，我像老农一样，戴着草帽、守在哀牢山研究橙子种植。山上一开始没有住处，我就和老伴搭了棚子住，抬眼就能看到月朗星稀。我一本一本地翻书，从头开始学习果树种植，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觉也爬起来看书，一看就看到凌晨。我有空就去地里抓起一把土，研究土质问题，还到处请教农业研究人员，学习肥料的配比。
几年后橙子开始挂果了，老伴提议取名叫“褚橙”。一开始褚橙的口味不尽如人意，我们又继续开始研究口感不好的原因，无数次试验，最后发现了24：1的黄金甜酸比。哀牢山上每一寸土地，都留下过我的汗水。后来有一年口感下滑，我发现是因为果树的株距过密了，于是狠下决心砍掉了将近4万颗果树。
我后来又被减刑到了12年，年正式被刑满释放。后来褚橙知名度越来越高，伴随着我二次创业的事迹成为了爆款。
年，我84岁，在我开始种橙子后的第十年，褚橙开始进入电商平台、在全国范围内大卖。
很快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亿元，在年大概卖了2亿。随着褚橙的大卖，我又成了人们口中的“中国橙王”，再次帮助一大批玉溪的橙农实现了增收，打响了玉溪橙子的名号。其实我不指望别人有多褒扬我的人生，只希望大家在谈到我时，会说我还是做了一些实事，这就够了。
经历了大起大落，我意识到人生重要的是承受力。跌倒之后能够触底反弹还是一蹶不振，这决定了人生的高度。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急了，曾经有个年轻人到哀牢山上向我取经，抱怨说自己大学毕业五六年了还是一事无成，我告诉他我74岁种橙子，种了十年了，你急什么？
现在的年轻人，二三十岁就“躺平”，那我请你记得，我是褚时健，我74岁才开始种橙子！哪怕我不在了，也可以看到褚橙包装上的文案：“人生总有起落，精神终可传承！”
写在后面：
本文借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，以方便表述。
年的3月5日，曾经的“中国烟草大王”、后来的“中国橙王”褚时健在玉溪逝世，享年91岁。
活着，就要赢！褚时健被誉为“企业家中的企业家”，他让人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韧性和不屈。如今褚时健去世三周年，褚橙精神仍在传承。
